“在全国927个职教集团中，浙江就占了130个，位居全国第一，是排名第二省份的2倍，排名最末省份的43倍。为何浙江的职教集团发展能这样风生水起？我们试图在调查报告中对影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因素进行分析。”长三角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刘晓说。

    长三角区域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中心通过对全国的调查发现，影响职教集团发展的原因至少有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引导、集团组织和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

    经济产业越发达职教集团规模越大

    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其建设发展往往决定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行为，同样要受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课题组研究人员搜集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规模和地区生产总值，了解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省份，其职教集团的数量也相应较大。截至2013年底，各省市职教集团数量前十名的省区（如：浙江、福建、山东、河南、广东、江苏等），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前十名的省区（如：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辽宁等），虽然没有一一对应，但是基本趋于吻合。2013年，各省市职教集团数量排在后十名的省区（如：宁夏、新疆、青海、甘肃、贵州等），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几乎排在相应靠后的位置。这说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规模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

    另外，行业产业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规模，也影响到对应职业教育的发展状态。与区域分布一样，职教集团的行业分布也受对应产业的发展水平影响。

    研究报告以2013年三大产业职教集团行业分布和三大产业发展水平为比较对象，行业分布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应的行业型职教集团个数为依据，产业发展水平以三大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为依据。通过分析得知，覆盖第一产业的职教集团数有59个，占行业型集团的8.32%，其国内生产总值为56.957千亿元，占10.01%；覆盖第二产业的职教集团数有369个，占52.05%，其国内生产总值为249.684千亿元，占43.89%；覆盖第三产业的集团数有287个，占39.63%，其国内生产总值为262.204千亿元，占46.09%。这三组数据表明，当前我国行业型职教集团的发展与产业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说明职教集团行业分布与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

    政策引导加速集团化办学发展

    “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实施的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政策，是推进集团化办学的重要手段，往往能较好鼓励各方主体组织参与集团化办学。”长三角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建根对这一点有真切体会。

    2002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当年10月，浙江省教育厅就在全国率先印发了《关于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试行意见》，就全省组建职教集团有关问题提出实施意见。之后，浙江各地如火如荼开始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探索。

    沈建根所在的嘉兴，职教集团的组建在省内相对较晚。2010年1月，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了嘉兴市欣禾职教集团，为政府部门协同指导、深化产学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集团吸纳了全市11所重点中高职院校、7家行业协会、74家企业、2家产业园区管委会、4家专业性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等单位共同参与。

    职教集团的成立，得到了嘉兴市政府的鼎力支持。市政府成立了由教育、人社、产业等13个政府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指导委员会，充分发挥协同指导与政策引导作用，建立指导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出台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与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及专项资助政策，强化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工作合力。

    职教集团将成员企业与成员院校的相关专业按行业及专业属性进行重构，设立了12个专业群合作委员会，作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的基本组织单位。嘉兴市政府明确提出行业主管部门对相应专业群合作委员会具有工作指导职责，同时要求相关的产业园区管委会、行业组织与研究机构加入对应的专业群合作委员会组织，集聚各方主体共同参与职教集团建设，形成政、行、校、企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办学格局。

    2014年6月，嘉兴市政府又从市职教专项资金中拿出540万元投给职教集团，加上集团成员院校投入的620万元和行业企业投入的2000多万元，建设了8个产学研共同体，作为集团办学的基层载体。此举夯实了集团化办学的合作基础，保证了职教集团办学的常态化。

    据课题组统计，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省市都如浙江省一样，出台了各类指导鼓励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政策，包括规划、决定、意见、条例等，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出台这些相关政策文件的地区，职教集团的发展速度快于其他地区。即使在云南、陕西等国内生产总值不高、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快的地区，职教集团的规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可见，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相关政策的引导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职教集团的发展速度与政府政策引导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机构设置和内部管理决定集团运行状态

    课题组认为，健全的组织体系、完善的管理制度、现代的民主治理，对集团化办学运行状态具有重要影响，可以保障集团化办学的常态运行。

    课题组对有门户网站的113个高职院校牵头职教集团和50个中职澳博官方网站app牵头职教集团进行了数据采集，了解职教集团决策机构、日常活动机构、服务机构和监督机构情况，然后同集团会议、专项活动、信息传递等能表明集团运行状态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相关，说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集团组织机构设置的完备程度。

    课题组用同样的方法，又对职教集团制度建设（是否具有章程和配套制度等）与运行状态（集团会议、专项活动、信息传递）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对于保障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常态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结论。

    沈建根仍然以嘉兴市欣禾职教集团5年来的快速发展作为案例，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具体阐述。

    欣禾职教集团5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有着完善的集团章程，和各专业群合作委员会根据集团章程所建立的会商制度、项目合作制度和日常工作制度等。集团对各专业群合作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8类长期性合作项目实施情况作为每年考核的重点内容，由此构建了集团自身组织建设与日常运行、合作绩效评价与成员单位考核奖惩等一整套的管理运行体系。

    在加强组织建设、运行机制建设的同时，集团还组织成员院校相关专业、区域龙头骨干企业与行业组织，合作开展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与“工学结合”教材开发，推进教学方法、手段与评价模式改革。同时发挥集团各专业群合作委员会产学研共同体的作用，由成员院校同类专业群教师和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组建技术研发团队，组织开展应用技术攻关、新产品设计与技术推广等服务工作。集团各项服务工作的广泛开展，不仅提升了集团及成员院校的社会影响力，也吸引了更多行业企业与社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合作育人，推进了产教融合的步伐。

    “集团化办学不能一家独大，把持集团化办学主导权”，沈建根特别强调。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虽然性质各不相同、实力强弱有别，但都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或社会主体，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比如欣禾职教集团虽然是由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牵头，但在全体成员参加的集团理事会中，大家按照现代社会组织的民主治理原则，实行民主治理，共同决定集团章程、发展规划等集团重大事务，民主选举产生行使日常决策管理职能的常务机构，体现全体参与单位的主体意识，保障共同愿望的实现，这样才能调动起各方自觉参与合作的主动性。